宝相花纹是唐代装饰纹样中的标志性纹样,尤其在纺织品中,让人眼花缭乱的宝相花纹,极尽风采地展现了唐代华美的装饰风貌。但其实,“宝相”是宋人对其的命名,唐代典籍文献中多称之“宝花”。
宝相花纹一般以某种花卉(如牡丹、莲花)为主体,中间镶嵌形状不同、大小粗细有别的花叶,尤其在花芯和花瓣基部,饰以排列规则的圆珠,似闪闪发光的宝珠,富丽华美。唐代宝相花纹的形式多种多样,由于其规律的变化形式,还真像千变万化的万花筒图案。
纹饰交融的“混血儿”
宝相花似花非花,虽拥有完整的花卉结构,却在现实中找不到对应的花卉品种。自带神秘色彩的宝相花纹,是一种理想化的图案。它穿越了历史的长河,承载着古人对于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。
东汉时期,汉明帝遣人去西域访求佛法,迎回高僧并将所得佛经用白马驮回,这就有了中国第一座官办佛寺洛阳白马寺,从此佛教在中原落地生根。随着佛教的传入,佛教文化中的图案和纹样也悄然与中原纹样相融合,莲花纹就是代表纹样之一。
魏晋南北朝时期,民族文化碰撞、交融,外来的莲花纹、忍冬纹、联珠纹与中原本土的荷花纹常常一起应用,形成纹样大杂烩。这一时期的莲花纹(宝相花纹的雏形)大部分还是模仿印度以及西方的样式,但又有一些自己的变化。在形态上出现了双瓣莲花纹,花瓣内部的装饰也越来越丰富,虽然还没有达到后来繁复的程度,但已经展现出独特的魅力。
唐代,随着丝绸之路的贸易繁荣和人员流动,宝相花纹不断吸收西域等地的文化元素,迎来发展鼎盛时期,并逐渐变得夸张起来。后来牡丹花盛行,宝相花纹的图案日渐趋于牡丹花形态。云气纹、石榴花纹等纹样的融入,则为自信张扬的宝相花纹增添了些许含蓄和内敛。此外,这一时期宝相花纹的花瓣形态也愈加丰富,比如对勾瓣、卷云瓣等,整体上有富贵包容之象。唐代匠人以超凡的技艺,将宝相花纹绘制得既华丽又富有生命力。此时的宝相花纹饱满圆润、花叶繁盛,尽显磅礴的大唐气象。
明清时期,民俗艺术不断兴起,宝相花纹开始与葡萄纹、桃纹、蝙蝠纹等吉祥纹样组合,传递出吉祥寓意。这一时期的宝相花纹,既保留华丽的特点,又融入民俗元素,因则更加贴近民众的生活。同时,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互鉴,宝相花纹也吸收了一些外来元素,呈现出多元化的艺术风格。
艺术魅力经久不衰
随着历史的发展,宝相花纹走进了寻常百姓家。人们开始将宝相花纹应用于各种生活用品和装饰品上,如衣物、瓷器、家具等。在这些日常用品上,宝相花纹不仅起到了美化装饰的作用,更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。
有趣的是,关于宝相花纹的样式和风格,民间还流传着一些说法。相传在唐代,有一位名叫李阿娘的绣女,她绣出的宝相花纹样极为精美,深受皇宫贵族的喜爱。然而,李阿娘却从不轻易向人展示绣技,每次绣制宝相花纹时,她都会将自己关在屋内,与外界隔绝。有人好奇地询问她为何如此神秘,李阿娘笑而不答,只是轻轻抚摸着绣布上的宝相花纹,仿佛在与它们进行无声的交流。
宝相花纹呈现在织物上的方法主要有“印染”和“织”两种。目前所见的唐代纺织品出土文物中,印花织物占有很大的比例。如新疆阿斯塔那墓出土的绿地宝相花绢褶裙,纹样为饱满的八瓣宝相花和四瓣宝相花间错排布,花型规整,印花清晰。同样出土于阿斯塔那墓的绛地花鸟纹印花绢,纹样更加富丽饱满,六瓣大宝相花纹包含更多元素,中心图案是水鸟纹,向外以不同层次展示了多种花草元素,排列紧凑。而青海都兰县出土的黄地宝相花纹锦,花型为十字结构,平稳端庄,花与花之间的间隔较小,织物整体呈现出比大部分印花更为密集的纹样。
除了服饰,器物上同样也有宝相花纹。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鎏金飞狮纹银盒和鎏金团花纹银盒,银盒上的纹样都以六瓣花为中心,外围有六朵花,花朵之间以花枝相连,形态上模拟自然生长的状态。整体来看,图案与器物的形态非常契合,装饰与造型更是浑然一体。
宝相花纹把多种纹样融合在一起,不仅符合形式美法则,而且具有美好的寓意。古人手下的“万花筒”,给后人贡献了纹样视觉盛宴。直至今天,宝相花纹依然活跃在现代设计、装饰艺术中,散发出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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